发信人: cruelduke (【莫恨焦桐知遇寡·极知世少蔡中郎】), 信区: D_History
标 题: 【高华教授周年忌辰】颜世安：《悼念高华》
发信站: 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Tue Dec 25 20:40:55 2012)
【发帖者按】颜世安老师今晚打来电话，云“明天是高华老师逝世周年纪念，一年来我也
没有写过新的文章纪念他。这篇文章还没有在校园网上发过，请帮我发个帖，以志对高华
教授的纪念。”
悼念高华
颜世安（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高华走了。一直不相信这一天真的会来。他生这场重病已经快有五年，一直暗暗替他担心
，又一直怀着一线希望，因为他的坚韧和积极面对，希望能够出现奇迹。
至今记得2007年春天，有一天我和高华、朱剑（学报）、余斌（中文系）四个人在阳光广
场旁边的一家餐厅小聚，当时学校组织的年度体检刚结束，闲谈中高华说到，体检时做B超
的医生要他去复查一下，估计没什么事，过两天再去。当时我们也都没往心里去。没想到
几天以后去系里，便听说高华在鼓楼医院检查怀疑是肝癌，当时便觉着是一个晴空霹雳。
打电话给高华，他告诉我确实是这样，准备去上海复查。高华性格中有一种极认真的东西
，他平时很随意，谈笑风生，温雅而幽默，但对重要的事，他会认真面对，全力以赴以求
解决。怀疑是肝癌以后很快决定去上海寻求更好的检查和医治，便反映了这种性格。从那
时起，将近5年的时间里，高华一直是以这种认真的态度面对病魔。但他一方面认真，另一
方面却从不慌张。所有最后这几年接触过高华的人一定都会有一个印象，他在大病之中从
未让人感觉有慌乱和绝望，总是很平静从容。我每次见到他，他都会告诉我病况如何，现
在的问题是什么，准备如何应对，给人的感觉是，总是有办法的。
2009年秋天，他在上海动手术，割去一部分肝脏。我当时在台北，从学生来信知道这一情
况，心里替他难过，知道是到了比较严重的时候了。年底回南京，立即去医院看他，感觉
他明显消瘦。他还是像以前那样，向我讲述他所知道的病情。他说，现在就像堵河堤缺口
，哪里水要出来就在哪里堵，就是这样了。我知道有一句话他没有说：有一天堵不住了，
就随它去。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我熟悉他讲话的风格，那一定就是他的意思。但他还是
那样平静，不是听之任之的消沉的平静，是认真面对的平静。他语调平和，感觉与平时没
什么两样，甚至仍然时时夹带他那种独有的幽默。
一直到临终前十几天，我和几个朋友去看他，他还保持着那种认真、平静和幽默混合在一
起的风格。那时他已经十分消瘦，气色也很不好。躺在病床上，因为每周需要几次输血，
插在腿上的一种什么管子就留在那儿，他不仅下床极困难，翻身也困难，可以想象很痛苦
。他肯定知道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但一点没有显出无力的绝望感。他神色安详，向
我们几个人讲述现在的病情和治疗的情况。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告诉我们，前两天医
生说，已经发了两次病危通知了。然后他带有调侃地抱怨说，这个医生就站在我的病床跟
前这样说，按理讲他不应该当我的面说，他真是拿我当铁打金刚了。这完全是开玩笑的语
气，与他以前没病时谈话的神气一样。当时我们几个人都笑了一下，内心非常沉重，但我
们都是高华多年的朋友，我们熟悉和他谈话的这种气氛，某种智力和精神力量混合的东西
把过去的岁月和记忆拉到了眼前，瞬间压住了悲哀的感觉。我后来想，那位医生当高华面
就讲发病危通知的事，也许真的是因为一直替高华看病，对他的从容平静有深刻印象，才
在疏忽中丢掉了医生在危重病人面前通常会有的小心，真把他当作永远不会慌乱的“铁打
金刚”了。
那次离开医院以后，我虽然从学生处知道，医生认为他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但心里仍然
抱着一线希望。记得几个月以前我们去他家里看他，他说北京的朋友联系了一个气功高手
，他准备各项指标稳定一些以后（当时天天去医院输液），就去北京跟着练气功。我觉得
气功治疗这样的方法，在高华身上说不定真有大用。高华生病以后求生意志很顽强，精神
力量也很顽强。他说不定能度过眼前这一关，缓和下来以后去练气功，出现什么奇迹也未
可知。后来又听人说，高华有去台湾寻求医治的想法。总之此后的日子，心里一直悬着，
又带着一丝希望。直到12月27号上午接到他的学生姜超的电话，才真的知道，高华最终还
是走了。心里的悲伤难以言喻！不仅因为一位多年的好友永远离去，也因为知道高华一定
有特别的不甘。这是熟悉他的朋友共同的感受，因为高华长期的阅读和思考的积累，学术
研究正进入黄金岁月，他有许多对近、现代史日渐深入的想法，可惜再也没有机会写出来
。任何人在这样的岁数辞世都会遗憾和不甘，但高华一定是非常的不甘啊！
《诗经•黄鸟》追念秦国三良早逝，说“悠悠苍天，曷其有极（规则在哪里）？”这样哀
伤的疑问，古今一理。悠悠苍天，为何要在高华步入学术黄金岁月的时候，让他离开这个
世界？也许宇宙中还有另外的世界，高华的生命在那里还会以某种我们不知道的方式延续
。但这个世界需要高华的思考和写作，高华也需要在这个世界实现他内心里长久的想法，
可是这一切终于就这样结束了。
我认识高华是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时我们相差一届，我同宿舍有一位贺
军，是高华自幼的好友。高华经常来找贺军，有时就在我们宿舍聊天，慢慢地就熟起来了
。那时不仅我和贺军喜欢和他一起聊天，许多同学也都喜欢听高华讲国共两党的人物和掌
故。高华对国共两党党史的人物关系、事件脉络的熟悉，在读研究生时候就在同学圈子里
广为人知。那种知识是很长时间里慢慢积累起来，可以说是有“童子功”。高华自己在回
忆文章里曾经说到他的家庭，他父亲作为一个南京的老地下党员在49年以后受到的不公待
遇，家庭变故对他幼年心灵的影响。一些人往往容易有一种印象，认为高华是幼年生活环
境的压抑，才特别注意了解现、当代史的种种事件脉络，人物遭际。这有一定道理，但我
的印象有一些不同。我和一些熟悉他的朋友讲起来，大家都认为高华其实是有一种非同寻
常的兴趣。不是司马迁著《史记》的那种发愤，而是对影响当代中国人命运的现代政治史
有一种真正的兴趣。（其实司马迁早年搜集材料四处游历准备写史书，何尝不是有极大的
兴趣。受了宫刑以后才转为发愤。）听他讲国共两党史事和人物，很少有激于义愤深挖某
处的黑暗，或痛诋某人的罪恶，他不是那个路子。他总是娓娓而谈，轻松地理出他所看出
的事情本相。揭示事情的本相似乎是他生命本能中的一个极大的喜好。熟悉高华的人都知
道他其实不是那种义形于色的人，他为人幽默风趣，不是喜欢随便说笑的那种风趣，是用
准确的语言把事情的委婉曲折揭穿，又能寓嘲讽于诙谐之中的那种风趣。《红太阳是怎样
升起的》是高华的成名作，功力甚深，影响极大，语言也平实洗练，但我总觉得，好像与
他闲谈时的语言相比，火候还是差一些。当然这也许不一样，写学术著作以客观准确为佳
。他的口语叙述有特别的魔力，那是部分来自天生感悟力，部分来自大量阅读，还有部分
来自南京市民文化中那种难以言喻的喜剧色彩的调侃诙谐。与他闲聊现、当代史真是快乐
的时光，那时的文科研究生差不多个个眼高于顶，自大狂妄，同时视时间如命，但是看到
高华一来，大家把书一合，心甘情愿放弃自视甚高的阅读，一起加入欢乐的闲聊。如果只
是长期受压抑的忿忿不平，怎能有如此的魅力。
高华醉心于揭示事实，当然他也有立场，这立场的形成也许有一部分幼年家庭遭际的影响
，但是我的感觉，主要还是来自少年青年时代广泛阅读人文社科类书籍。可以这样说，他
的立场主要不是党派的和政治的，而是人文主义的。这种人文的视角和立场贯穿在他谈论
历史人物事件时的语气中，也贯穿在他后来一系列的著作和论文中，读过他书的朋友自然
会有印象。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那时也会有兴趣跑到近、现代史的研究室里面看有关
国、共两党的一些资料掌故，看到过一些作者从党派、政治立场写的揭露性质的文字，有
时有很深印象。但是与高华的交谈获得的印象完全不同。高华相当熟悉史料，他讲的许多
事都是把史料串联起来，构成一些事件和人物的脉络，但是组织这些史料的眼光是一个人
文主义的学者的眼光。他评论某个重要历史人物，有时赞扬有时揶揄，都是出自一种人文
主义的情感和立场。国、共两党都是中国现代史上出现的重要革命党，有特有的革命理念
，两党的上层人物往往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又有各自不同的革命意识，但作为政治人
物在权力场中沉浮，人性中的自私、狭隘和黑暗又常常在不同情况下显露出来，高华的叙
述便是在这样的线索中穿行，他有一个深刻的关切，是在革命运动中人文主义的价值怎样
被激发和生长，有时又因权力搏斗或其它历史原因受到催折。高华后来的研究和写作，就
他的愿望而言，是想尽量站在一个客观的学者的立场清理事实，但他的人文主义的情感和
立场始终是很明显的。
研究生毕业时，因为那时高校大量需要培养年轻师资，我和高华都留在系里任教。高华那
时已经成家生子，学校给他一间筒子楼里的小房间，大概只有十个平方米，他和妻子带着
年幼的孩子住在里面。记不清楚这样有多少年，大概是在九十年代初，学校有一次排队点
房，他点到了上海路一个两家合住的套房，他有一大一小两间房，还有一个小厨房，合用
卫生间。他在这个房子里住了很长时间。我最近看过一些高华的外地朋友写的回忆文字，
说到高华居处的窘迫和经济上的困难，有时就说到这个住处如何逼仄。但我记的很清楚，
刚分到这个房子时高华夫妇是很高兴的。房子已经点到手，还未拿到钥匙时他们夫妇去看
房，那次我也一起去，同去的好像还有刘广明（哲学系），当时他的妻子刘韶洪站在那一
大间的门外，反复端详以后，拍着年幼的高欣的脑袋高兴地说：儿子，这就是我们的家了
。高华从那时起有一个自己的小书房，是个朝北的房子，水泥地，大概只有七、八个平方
，他十分满足。天天坐在那个小房间里看书写东西，常常一边放着他喜欢的欧洲古典音乐
，声音低低的，一边做自己的事。有时我晚上去找他闲谈，音乐也不关掉，就在里面聊天
。高华喜欢猫，有时他工作猫就伏在旁边。他出去散步，猫就跟在脚后面。后来那只猫被
人偷走了，高华失魂落魄好几天，跟我说什么事也做不了，并痛心地说以后再也不养猫了
。几年以后儿子渐长，需要一间单独的房子，那间小房让给儿子，高华又失去书房。晚上
就到厨房的饭桌上工作。外间所传高华的书是在厨房里写出来就是这个时候。高华那时居
住条件、经济情况肯定不是很好，但我觉得在大学里面工作的年轻教师许多都是那样。一
个真正对书有兴趣的人，能有一个安安静静读书思考的环境，不经常被莫名其妙的事情打
乱，就有很大的快乐。我记得那时跟他聊到过这事。有句话说做学问要甘坐“冷板凳”，
我们在一起嘲笑这话。这话的意思好像是说，人生本来应该“热”，但要把学问做好必须
“冷”。好像还伏了一个意思，能够下决心“冷”一段，就能迎来人生的“热”。当然提
倡坐“冷板凳”的前辈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是希望后辈不要浮躁，踏踏实实做学问。
但是“坐冷板凳”还有“耐得住寂寞”这类说法，实在不是形容学者生活的好说法。一个
人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看书思考，与二三好友时时聚谈，这根本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有自己的快乐，就是悠闲、自由和有趣，思考成熟的时候可以有所创造。一个人选择
做学者，就意味着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决不是为了学问名声而“耐住寂寞”，为了迎来“
热”而卧薪尝胆地“冷”。当然外地的朋友描述高华清贫是事实，高华也一直有经济生活
上的压力，希望改变，有时甚至也有着急，这都是人之常情。举个例子可知他那时的情况
，90年代上半段开始，他除在历史系完成教学工作之外，还额外到中美文化中心给留学生
代课，主要目的就是挣一份讲课费。那时好像平均每周要上四节课，还要给学生答疑，改
作业，月收入大概800元，真的是辛苦钱。所以说他清贫是准确的，但我想说出我熟悉的年
轻时代的另一个高华。他主要的时间还是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把一些
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搞清楚，对此怀着极大的兴趣。他生性没有什么其它嗜好（大概只有
抽烟），就是喜欢看书、思考，读书与研究带给他许多快乐。因为这些快乐，他常常是平
和、有趣而幽默的。其实不仅熟悉他的朋友，凡是听过高华课的历史系的学生，都会对高
华特有的有趣和幽默有很深的印象。真正的幽默来自智力，也来自平和静观的生活姿态，
常把自己搅到利益纠葛里面忿忿不平的人，很难有幽默感。
高华一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写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关于这本书，他准备材料可
能很早就开始了。但决心系统地清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我的印象是在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他那时面临的问题是这样：他如果按常规的方式做研究，可以申请课题，可
以较早发表研究成果，申请职称等等。他早年一系列有关孙科的论文应该就属于这样的研
究。但他学术上最有心得之处不在这里，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说到选择研究课题的事。他
后来决心丢开可以申请研究经费的课题，把自己最有想法的问题做出来，促成这个决心有
多方面原因，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个书生不肯辜负自己的生命。谁也不愿辜负自己的生
命，但各人性情不同，生命的展开方式也不同。高华是一个天生的读书人，他选择安安静
静地做自己内心认可的真学问，是性情所致。当然这是我的旁观，高华写这本书当然有其
它的原因，幼年时的生活经历，长期的思考，一个认真的学者对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感等等
。但我想说，高华的性情决定了他就是要选择做最好的学问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否则的
话，一个人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方式对自己负责。做学问也可以先虚张声势，举旗夺塞。
东汉末年的民间古诗说：“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上世
纪90年代以后的社会氛围，特别容易让知识人接受这样离乱失败时代的人生醒悟。我们这
一代学者总体上的表现，已经显示不少人都是这样醒悟的。但高华与许多人不同，他要对
自己负责，是认真地做有价值的好学问。他开始准备写书是90年代初，那时写这样的作品
，既不能发文章也不能申请经费，也不可能出版（当时尚未想到可以在海外出版），对于
争取个人前程来说，完全不合时宜。记得那时他曾对我和朱剑说，他现在不想这些事，就
是看了许多历史文献资料，梗在心里，不写出来难受。写出来先放在那儿。这是20年前的
事了，他的原话记不清楚，我打电话与朱剑核对，大体就是这样的意思，肯定不会错。很
多朋友提到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我完全赞同。我的感觉还有一点，他的
出众的才华和学识，让他醉心于做出真正好的历史研究，哪怕不能出版也在所不顾。他做
这样的工作时真的不是“耐住寂寞”，他是内心里有极大的热情。他那时每写一个部分，
都要把全部相关资料再看一遍。然后一个人出去散步，静静地思考，把许多不同的历史记
录和回忆资料参照对比，慢慢地在心里追踪事情的真相。他看不到档案，所有相关历史事
件的前因后果，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清理出来。也许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我也同意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我特别想说，这在高华同时是一个欣喜、自得的过程。
我的专业不是中国现代史，《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学术上的成就和得失，我没有资格评
判。这部著作已经在国内外有重大反响，将来一定还会持续地发生很大影响。我想回顾的
是高华这个人。高华要写延安整风的书，我们几位来往较多的朋友一直知道。但是直到他
的书写完付梓，我都没有看过其中的章节，我不知道是否有其它专业相近的朋友看过付梓
前的初稿。因为没有看过具体章节，一直不知道这部著作的内容和可能会造成的冲击。直
到快要完成时，我才有点知道这本书在内容上的严峻性，开始替高华担心，怕他会遇到麻
烦。高华的性格还有一个方面，是他的谨慎和敏感，对可能的危险，对别人可能带给他的
伤害，他都很敏感。惟其如此，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真是显示了他的勇气。记得出版前
有一次我和朱剑跟他在一起，知道了他拟定的书名，我们两人都有些吃惊，觉得这是醒目
的书名，但担心太刺激，建议他选择更学术化的书名。但他当时好像没有太多的犹豫，说
不改了，就这样吧。高华心里一直有一种坦然，他觉得自己是做学术性的研究，不是站在
党派立场做褒扬或贬抑，所以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但是这书的内容的敏感和可能带来的冲
击他怎会不知？对书出版以后可能带来的麻烦，他当然是有估计和精神准备的。如果他是
一个粗爽豪放的人，那又是另一回事，惟其是一个细心和敏感的人，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
才特别显示出他的勇气。我想这是一种书生式的英雄主义，一定要艰苦探索挖掘事实真相
，同时一定要把自己探索的果实公布出来。纵然事事谨慎，这件事却顾不了那么多。所以
我总是想，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是高华个人生命中最有灿烂光华的一段。我不是就这书
的成就和影响而言，是就一个人的生命品质而言。
延安整风的书出版以后，给高华带来很大的学术声誉，也给他带来一些压力。那时我曾听
到一些传闻，说有些上层重要人物对这书有很严厉的否定评价。类似的传闻难辨真假，高
华不可能没有听说。依他敏感的性格，内心一定是有压力的。有两件事可以说明一点问题
。这两件事的时间我都记不清，大约都是2005年以前。一是曾有一位律师从香港带他的书
入境被海关查扣，这位律师状告海关，说禁入海关的书目上没有此书，海关查扣无依据。
后来律师胜诉。当时这事颇为轰动。但我知道律师开始告状时，高华是很担忧的。那时学
者在海外出书，上层睁只眼闭只眼，但是如果因为官司的事情闹大，上面要是对高华的书
加上什么定性，就会给他带来很大麻烦，至少会影响他的安安静静的研究。还有一次是北
京某重要官方研究机构召开有关毛泽东思想的研讨会，邀请他去参加，他就比较欣慰。他
不是想进入官方的研究系统，到里面分享经费什么的。他在意的是，这样的邀请表明官方
研究机构（至少是其中一些有决定权的人），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做的是学术研究
，不是表达政治意见。他一直希望别人（包括官方）以学术的眼光看待他的书，这符合他
研究的初衷，也免于给他带来诸多压力和困扰。我现在回忆这事，说明高华的谨慎和小心
，不是想说他胆小。相反，我是想说他的勇气。高华不是斗士性格的人，他是一个学者，
有学术上的兴趣，有人文知识分子的良知。他研究问题，是想弄清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
不是特别想反对谁。但是他研究的问题有相当的敏感性，面对事实时他没有任何回避，有
一说一，有二说二，这是他的勇气。书稿完成后明白出版可能会带来风险，这是怎样的风
险当时很难估计，但他仍然决心出版，这也是他的勇气。书出版以后，据我所知，他并没
有遇到很严重的麻烦，但这是后来的情况，当初谁也不知会怎样。2008年春天，在他查出
患肝癌以后大约一年左右，有一次在上海请一位著名的肝病专家诊治，这位老专家怀疑他
不是肝癌，可能只是肝硬化。要他注意定期复查。他听了非常高兴，回到南京后有一天散
步时遇到我，告诉我这件事，他说他那天听到这个诊断，夜里都没有怎么睡着，他说：“
老颜，我们都是凡人啊！”这句话我印象极深，当时他儿子高欣也站在旁边。高华说的一
点不错，他是一个凡人，有经济压力，要孝敬老人，要养家糊口，要还房贷，也要规避风
险。可是在学术上他不肯取巧，不肯打马虎眼，勇敢面对事实。这是我们今天悼念他，要
特别敬重他的地方。有人曾经跟我说到，高华患肝癌，可能与长期的精神压力有关。 我想
这是有可能的。高华90年代初患乙型肝炎，当时不严重，很快就好了，但这可能是一个最
早的病源。后来经济上的负担，工作的劳累，书稿完成以后精神上的压力等等，都可能是
最终致病的因素。
延安整风的书稿出版以后，高华获得很大的学术声誉，他比过去忙碌了，经常去海内外各
处开会讲学。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有一些是学术界的，也有一些不是学术界的，其中也
接触了一些中共元老的子弟家属。广泛的交流和对话，更使他扩大眼界，进一步反省和提
炼自己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理解。如果不是患病，他再把新的交往和资料消化，渐渐沉淀下
来，一定又会有分量很重的研究成果出来。香港中文大学计划出版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其中1969—1971年卷本来是由高华撰写，他对林彪事件有长期的关注和思考，如
果写成出版，一定对这一段迷雾重重的历史，有新的剖析和梳理。可惜身体情况迫使他不
得不终止写作。这只是一项研究，如果假高华以时日，他不知会有多少重头的研究成果出
来。即使在患病期间，高华仍然坚持写一些论文和评论文章，看他最后几年写的东西，思
想愈加深沉，文笔愈加客观、老到。高华真的是到了一个学者最成熟的时候，却不幸一病
不起，再无提笔的机会，伤如何之！
追悼会上，看着安安静静躺在花丛中的高华，不仅悲从中来。高华去世这些天我一直引导
自己这样想：高华虽然年寿不长， 但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不在长短，在质量。高华写出了极
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影响了很多人对历史和社会的看法，他的生命已经质量很高了，应该
无所遗憾。可是看着安睡的高华，我总忍不住想起年轻时候在研究生宿舍里他敲门而入，
大家合上书聚拢闲聊的时候；想起在他小书房里低低地放着音乐，闲谈各种问题的时候；
想起他晚上散步思考问题，一只猫安静地跟在脚边……那个生动的有趣的高华再也没有了
，这是任何功业也无法抵消的沉痛哀伤！
高华辞世已有半月，内心一直沉郁难解。本来准备过一阵等心情平静再写纪念文章。高华
夫人告知香港中文大学要出纪念文集，嘱我撰文，敢不从命！谨以此简短回忆，献于亡友
灵前。
愿高华安息！
颜世安 2012年1月12日于南京
本文收录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史家高华》一书，原题为《君子坦荡荡》
文发表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学生刊物《紫藤学刊》2012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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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http://bbs.nju.edu.cn [FROM: 180.111.136.35][+reset]
※ 修改:．cruelduke 於 Dec 25 20:42:53 2012 修改本文．[FROM: 180.111.136.35]
标 题: 【高华教授周年忌辰】颜世安：《悼念高华》
发信站: 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Tue Dec 25 20:40:55 2012)
【发帖者按】颜世安老师今晚打来电话，云“明天是高华老师逝世周年纪念，一年来我也
没有写过新的文章纪念他。这篇文章还没有在校园网上发过，请帮我发个帖，以志对高华
教授的纪念。”
悼念高华
颜世安（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高华走了。一直不相信这一天真的会来。他生这场重病已经快有五年，一直暗暗替他担心
，又一直怀着一线希望，因为他的坚韧和积极面对，希望能够出现奇迹。
至今记得2007年春天，有一天我和高华、朱剑（学报）、余斌（中文系）四个人在阳光广
场旁边的一家餐厅小聚，当时学校组织的年度体检刚结束，闲谈中高华说到，体检时做B超
的医生要他去复查一下，估计没什么事，过两天再去。当时我们也都没往心里去。没想到
几天以后去系里，便听说高华在鼓楼医院检查怀疑是肝癌，当时便觉着是一个晴空霹雳。
打电话给高华，他告诉我确实是这样，准备去上海复查。高华性格中有一种极认真的东西
，他平时很随意，谈笑风生，温雅而幽默，但对重要的事，他会认真面对，全力以赴以求
解决。怀疑是肝癌以后很快决定去上海寻求更好的检查和医治，便反映了这种性格。从那
时起，将近5年的时间里，高华一直是以这种认真的态度面对病魔。但他一方面认真，另一
方面却从不慌张。所有最后这几年接触过高华的人一定都会有一个印象，他在大病之中从
未让人感觉有慌乱和绝望，总是很平静从容。我每次见到他，他都会告诉我病况如何，现
在的问题是什么，准备如何应对，给人的感觉是，总是有办法的。
2009年秋天，他在上海动手术，割去一部分肝脏。我当时在台北，从学生来信知道这一情
况，心里替他难过，知道是到了比较严重的时候了。年底回南京，立即去医院看他，感觉
他明显消瘦。他还是像以前那样，向我讲述他所知道的病情。他说，现在就像堵河堤缺口
，哪里水要出来就在哪里堵，就是这样了。我知道有一句话他没有说：有一天堵不住了，
就随它去。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我熟悉他讲话的风格，那一定就是他的意思。但他还是
那样平静，不是听之任之的消沉的平静，是认真面对的平静。他语调平和，感觉与平时没
什么两样，甚至仍然时时夹带他那种独有的幽默。
一直到临终前十几天，我和几个朋友去看他，他还保持着那种认真、平静和幽默混合在一
起的风格。那时他已经十分消瘦，气色也很不好。躺在病床上，因为每周需要几次输血，
插在腿上的一种什么管子就留在那儿，他不仅下床极困难，翻身也困难，可以想象很痛苦
。他肯定知道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但一点没有显出无力的绝望感。他神色安详，向
我们几个人讲述现在的病情和治疗的情况。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告诉我们，前两天医
生说，已经发了两次病危通知了。然后他带有调侃地抱怨说，这个医生就站在我的病床跟
前这样说，按理讲他不应该当我的面说，他真是拿我当铁打金刚了。这完全是开玩笑的语
气，与他以前没病时谈话的神气一样。当时我们几个人都笑了一下，内心非常沉重，但我
们都是高华多年的朋友，我们熟悉和他谈话的这种气氛，某种智力和精神力量混合的东西
把过去的岁月和记忆拉到了眼前，瞬间压住了悲哀的感觉。我后来想，那位医生当高华面
就讲发病危通知的事，也许真的是因为一直替高华看病，对他的从容平静有深刻印象，才
在疏忽中丢掉了医生在危重病人面前通常会有的小心，真把他当作永远不会慌乱的“铁打
金刚”了。
那次离开医院以后，我虽然从学生处知道，医生认为他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但心里仍然
抱着一线希望。记得几个月以前我们去他家里看他，他说北京的朋友联系了一个气功高手
，他准备各项指标稳定一些以后（当时天天去医院输液），就去北京跟着练气功。我觉得
气功治疗这样的方法，在高华身上说不定真有大用。高华生病以后求生意志很顽强，精神
力量也很顽强。他说不定能度过眼前这一关，缓和下来以后去练气功，出现什么奇迹也未
可知。后来又听人说，高华有去台湾寻求医治的想法。总之此后的日子，心里一直悬着，
又带着一丝希望。直到12月27号上午接到他的学生姜超的电话，才真的知道，高华最终还
是走了。心里的悲伤难以言喻！不仅因为一位多年的好友永远离去，也因为知道高华一定
有特别的不甘。这是熟悉他的朋友共同的感受，因为高华长期的阅读和思考的积累，学术
研究正进入黄金岁月，他有许多对近、现代史日渐深入的想法，可惜再也没有机会写出来
。任何人在这样的岁数辞世都会遗憾和不甘，但高华一定是非常的不甘啊！
《诗经•黄鸟》追念秦国三良早逝，说“悠悠苍天，曷其有极（规则在哪里）？”这样哀
伤的疑问，古今一理。悠悠苍天，为何要在高华步入学术黄金岁月的时候，让他离开这个
世界？也许宇宙中还有另外的世界，高华的生命在那里还会以某种我们不知道的方式延续
。但这个世界需要高华的思考和写作，高华也需要在这个世界实现他内心里长久的想法，
可是这一切终于就这样结束了。
我认识高华是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时我们相差一届，我同宿舍有一位贺
军，是高华自幼的好友。高华经常来找贺军，有时就在我们宿舍聊天，慢慢地就熟起来了
。那时不仅我和贺军喜欢和他一起聊天，许多同学也都喜欢听高华讲国共两党的人物和掌
故。高华对国共两党党史的人物关系、事件脉络的熟悉，在读研究生时候就在同学圈子里
广为人知。那种知识是很长时间里慢慢积累起来，可以说是有“童子功”。高华自己在回
忆文章里曾经说到他的家庭，他父亲作为一个南京的老地下党员在49年以后受到的不公待
遇，家庭变故对他幼年心灵的影响。一些人往往容易有一种印象，认为高华是幼年生活环
境的压抑，才特别注意了解现、当代史的种种事件脉络，人物遭际。这有一定道理，但我
的印象有一些不同。我和一些熟悉他的朋友讲起来，大家都认为高华其实是有一种非同寻
常的兴趣。不是司马迁著《史记》的那种发愤，而是对影响当代中国人命运的现代政治史
有一种真正的兴趣。（其实司马迁早年搜集材料四处游历准备写史书，何尝不是有极大的
兴趣。受了宫刑以后才转为发愤。）听他讲国共两党史事和人物，很少有激于义愤深挖某
处的黑暗，或痛诋某人的罪恶，他不是那个路子。他总是娓娓而谈，轻松地理出他所看出
的事情本相。揭示事情的本相似乎是他生命本能中的一个极大的喜好。熟悉高华的人都知
道他其实不是那种义形于色的人，他为人幽默风趣，不是喜欢随便说笑的那种风趣，是用
准确的语言把事情的委婉曲折揭穿，又能寓嘲讽于诙谐之中的那种风趣。《红太阳是怎样
升起的》是高华的成名作，功力甚深，影响极大，语言也平实洗练，但我总觉得，好像与
他闲谈时的语言相比，火候还是差一些。当然这也许不一样，写学术著作以客观准确为佳
。他的口语叙述有特别的魔力，那是部分来自天生感悟力，部分来自大量阅读，还有部分
来自南京市民文化中那种难以言喻的喜剧色彩的调侃诙谐。与他闲聊现、当代史真是快乐
的时光，那时的文科研究生差不多个个眼高于顶，自大狂妄，同时视时间如命，但是看到
高华一来，大家把书一合，心甘情愿放弃自视甚高的阅读，一起加入欢乐的闲聊。如果只
是长期受压抑的忿忿不平，怎能有如此的魅力。
高华醉心于揭示事实，当然他也有立场，这立场的形成也许有一部分幼年家庭遭际的影响
，但是我的感觉，主要还是来自少年青年时代广泛阅读人文社科类书籍。可以这样说，他
的立场主要不是党派的和政治的，而是人文主义的。这种人文的视角和立场贯穿在他谈论
历史人物事件时的语气中，也贯穿在他后来一系列的著作和论文中，读过他书的朋友自然
会有印象。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那时也会有兴趣跑到近、现代史的研究室里面看有关
国、共两党的一些资料掌故，看到过一些作者从党派、政治立场写的揭露性质的文字，有
时有很深印象。但是与高华的交谈获得的印象完全不同。高华相当熟悉史料，他讲的许多
事都是把史料串联起来，构成一些事件和人物的脉络，但是组织这些史料的眼光是一个人
文主义的学者的眼光。他评论某个重要历史人物，有时赞扬有时揶揄，都是出自一种人文
主义的情感和立场。国、共两党都是中国现代史上出现的重要革命党，有特有的革命理念
，两党的上层人物往往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又有各自不同的革命意识，但作为政治人
物在权力场中沉浮，人性中的自私、狭隘和黑暗又常常在不同情况下显露出来，高华的叙
述便是在这样的线索中穿行，他有一个深刻的关切，是在革命运动中人文主义的价值怎样
被激发和生长，有时又因权力搏斗或其它历史原因受到催折。高华后来的研究和写作，就
他的愿望而言，是想尽量站在一个客观的学者的立场清理事实，但他的人文主义的情感和
立场始终是很明显的。
研究生毕业时，因为那时高校大量需要培养年轻师资，我和高华都留在系里任教。高华那
时已经成家生子，学校给他一间筒子楼里的小房间，大概只有十个平方米，他和妻子带着
年幼的孩子住在里面。记不清楚这样有多少年，大概是在九十年代初，学校有一次排队点
房，他点到了上海路一个两家合住的套房，他有一大一小两间房，还有一个小厨房，合用
卫生间。他在这个房子里住了很长时间。我最近看过一些高华的外地朋友写的回忆文字，
说到高华居处的窘迫和经济上的困难，有时就说到这个住处如何逼仄。但我记的很清楚，
刚分到这个房子时高华夫妇是很高兴的。房子已经点到手，还未拿到钥匙时他们夫妇去看
房，那次我也一起去，同去的好像还有刘广明（哲学系），当时他的妻子刘韶洪站在那一
大间的门外，反复端详以后，拍着年幼的高欣的脑袋高兴地说：儿子，这就是我们的家了
。高华从那时起有一个自己的小书房，是个朝北的房子，水泥地，大概只有七、八个平方
，他十分满足。天天坐在那个小房间里看书写东西，常常一边放着他喜欢的欧洲古典音乐
，声音低低的，一边做自己的事。有时我晚上去找他闲谈，音乐也不关掉，就在里面聊天
。高华喜欢猫，有时他工作猫就伏在旁边。他出去散步，猫就跟在脚后面。后来那只猫被
人偷走了，高华失魂落魄好几天，跟我说什么事也做不了，并痛心地说以后再也不养猫了
。几年以后儿子渐长，需要一间单独的房子，那间小房让给儿子，高华又失去书房。晚上
就到厨房的饭桌上工作。外间所传高华的书是在厨房里写出来就是这个时候。高华那时居
住条件、经济情况肯定不是很好，但我觉得在大学里面工作的年轻教师许多都是那样。一
个真正对书有兴趣的人，能有一个安安静静读书思考的环境，不经常被莫名其妙的事情打
乱，就有很大的快乐。我记得那时跟他聊到过这事。有句话说做学问要甘坐“冷板凳”，
我们在一起嘲笑这话。这话的意思好像是说，人生本来应该“热”，但要把学问做好必须
“冷”。好像还伏了一个意思，能够下决心“冷”一段，就能迎来人生的“热”。当然提
倡坐“冷板凳”的前辈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是希望后辈不要浮躁，踏踏实实做学问。
但是“坐冷板凳”还有“耐得住寂寞”这类说法，实在不是形容学者生活的好说法。一个
人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看书思考，与二三好友时时聚谈，这根本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有自己的快乐，就是悠闲、自由和有趣，思考成熟的时候可以有所创造。一个人选择
做学者，就意味着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决不是为了学问名声而“耐住寂寞”，为了迎来“
热”而卧薪尝胆地“冷”。当然外地的朋友描述高华清贫是事实，高华也一直有经济生活
上的压力，希望改变，有时甚至也有着急，这都是人之常情。举个例子可知他那时的情况
，90年代上半段开始，他除在历史系完成教学工作之外，还额外到中美文化中心给留学生
代课，主要目的就是挣一份讲课费。那时好像平均每周要上四节课，还要给学生答疑，改
作业，月收入大概800元，真的是辛苦钱。所以说他清贫是准确的，但我想说出我熟悉的年
轻时代的另一个高华。他主要的时间还是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把一些
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搞清楚，对此怀着极大的兴趣。他生性没有什么其它嗜好（大概只有
抽烟），就是喜欢看书、思考，读书与研究带给他许多快乐。因为这些快乐，他常常是平
和、有趣而幽默的。其实不仅熟悉他的朋友，凡是听过高华课的历史系的学生，都会对高
华特有的有趣和幽默有很深的印象。真正的幽默来自智力，也来自平和静观的生活姿态，
常把自己搅到利益纠葛里面忿忿不平的人，很难有幽默感。
高华一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写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关于这本书，他准备材料可
能很早就开始了。但决心系统地清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我的印象是在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他那时面临的问题是这样：他如果按常规的方式做研究，可以申请课题，可
以较早发表研究成果，申请职称等等。他早年一系列有关孙科的论文应该就属于这样的研
究。但他学术上最有心得之处不在这里，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说到选择研究课题的事。他
后来决心丢开可以申请研究经费的课题，把自己最有想法的问题做出来，促成这个决心有
多方面原因，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个书生不肯辜负自己的生命。谁也不愿辜负自己的生
命，但各人性情不同，生命的展开方式也不同。高华是一个天生的读书人，他选择安安静
静地做自己内心认可的真学问，是性情所致。当然这是我的旁观，高华写这本书当然有其
它的原因，幼年时的生活经历，长期的思考，一个认真的学者对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感等等
。但我想说，高华的性情决定了他就是要选择做最好的学问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否则的
话，一个人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方式对自己负责。做学问也可以先虚张声势，举旗夺塞。
东汉末年的民间古诗说：“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上世
纪90年代以后的社会氛围，特别容易让知识人接受这样离乱失败时代的人生醒悟。我们这
一代学者总体上的表现，已经显示不少人都是这样醒悟的。但高华与许多人不同，他要对
自己负责，是认真地做有价值的好学问。他开始准备写书是90年代初，那时写这样的作品
，既不能发文章也不能申请经费，也不可能出版（当时尚未想到可以在海外出版），对于
争取个人前程来说，完全不合时宜。记得那时他曾对我和朱剑说，他现在不想这些事，就
是看了许多历史文献资料，梗在心里，不写出来难受。写出来先放在那儿。这是20年前的
事了，他的原话记不清楚，我打电话与朱剑核对，大体就是这样的意思，肯定不会错。很
多朋友提到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我完全赞同。我的感觉还有一点，他的
出众的才华和学识，让他醉心于做出真正好的历史研究，哪怕不能出版也在所不顾。他做
这样的工作时真的不是“耐住寂寞”，他是内心里有极大的热情。他那时每写一个部分，
都要把全部相关资料再看一遍。然后一个人出去散步，静静地思考，把许多不同的历史记
录和回忆资料参照对比，慢慢地在心里追踪事情的真相。他看不到档案，所有相关历史事
件的前因后果，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清理出来。也许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我也同意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我特别想说，这在高华同时是一个欣喜、自得的过程。
我的专业不是中国现代史，《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学术上的成就和得失，我没有资格评
判。这部著作已经在国内外有重大反响，将来一定还会持续地发生很大影响。我想回顾的
是高华这个人。高华要写延安整风的书，我们几位来往较多的朋友一直知道。但是直到他
的书写完付梓，我都没有看过其中的章节，我不知道是否有其它专业相近的朋友看过付梓
前的初稿。因为没有看过具体章节，一直不知道这部著作的内容和可能会造成的冲击。直
到快要完成时，我才有点知道这本书在内容上的严峻性，开始替高华担心，怕他会遇到麻
烦。高华的性格还有一个方面，是他的谨慎和敏感，对可能的危险，对别人可能带给他的
伤害，他都很敏感。惟其如此，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真是显示了他的勇气。记得出版前
有一次我和朱剑跟他在一起，知道了他拟定的书名，我们两人都有些吃惊，觉得这是醒目
的书名，但担心太刺激，建议他选择更学术化的书名。但他当时好像没有太多的犹豫，说
不改了，就这样吧。高华心里一直有一种坦然，他觉得自己是做学术性的研究，不是站在
党派立场做褒扬或贬抑，所以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但是这书的内容的敏感和可能带来的冲
击他怎会不知？对书出版以后可能带来的麻烦，他当然是有估计和精神准备的。如果他是
一个粗爽豪放的人，那又是另一回事，惟其是一个细心和敏感的人，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
才特别显示出他的勇气。我想这是一种书生式的英雄主义，一定要艰苦探索挖掘事实真相
，同时一定要把自己探索的果实公布出来。纵然事事谨慎，这件事却顾不了那么多。所以
我总是想，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是高华个人生命中最有灿烂光华的一段。我不是就这书
的成就和影响而言，是就一个人的生命品质而言。
延安整风的书出版以后，给高华带来很大的学术声誉，也给他带来一些压力。那时我曾听
到一些传闻，说有些上层重要人物对这书有很严厉的否定评价。类似的传闻难辨真假，高
华不可能没有听说。依他敏感的性格，内心一定是有压力的。有两件事可以说明一点问题
。这两件事的时间我都记不清，大约都是2005年以前。一是曾有一位律师从香港带他的书
入境被海关查扣，这位律师状告海关，说禁入海关的书目上没有此书，海关查扣无依据。
后来律师胜诉。当时这事颇为轰动。但我知道律师开始告状时，高华是很担忧的。那时学
者在海外出书，上层睁只眼闭只眼，但是如果因为官司的事情闹大，上面要是对高华的书
加上什么定性，就会给他带来很大麻烦，至少会影响他的安安静静的研究。还有一次是北
京某重要官方研究机构召开有关毛泽东思想的研讨会，邀请他去参加，他就比较欣慰。他
不是想进入官方的研究系统，到里面分享经费什么的。他在意的是，这样的邀请表明官方
研究机构（至少是其中一些有决定权的人），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做的是学术研究
，不是表达政治意见。他一直希望别人（包括官方）以学术的眼光看待他的书，这符合他
研究的初衷，也免于给他带来诸多压力和困扰。我现在回忆这事，说明高华的谨慎和小心
，不是想说他胆小。相反，我是想说他的勇气。高华不是斗士性格的人，他是一个学者，
有学术上的兴趣，有人文知识分子的良知。他研究问题，是想弄清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
不是特别想反对谁。但是他研究的问题有相当的敏感性，面对事实时他没有任何回避，有
一说一，有二说二，这是他的勇气。书稿完成后明白出版可能会带来风险，这是怎样的风
险当时很难估计，但他仍然决心出版，这也是他的勇气。书出版以后，据我所知，他并没
有遇到很严重的麻烦，但这是后来的情况，当初谁也不知会怎样。2008年春天，在他查出
患肝癌以后大约一年左右，有一次在上海请一位著名的肝病专家诊治，这位老专家怀疑他
不是肝癌，可能只是肝硬化。要他注意定期复查。他听了非常高兴，回到南京后有一天散
步时遇到我，告诉我这件事，他说他那天听到这个诊断，夜里都没有怎么睡着，他说：“
老颜，我们都是凡人啊！”这句话我印象极深，当时他儿子高欣也站在旁边。高华说的一
点不错，他是一个凡人，有经济压力，要孝敬老人，要养家糊口，要还房贷，也要规避风
险。可是在学术上他不肯取巧，不肯打马虎眼，勇敢面对事实。这是我们今天悼念他，要
特别敬重他的地方。有人曾经跟我说到，高华患肝癌，可能与长期的精神压力有关。 我想
这是有可能的。高华90年代初患乙型肝炎，当时不严重，很快就好了，但这可能是一个最
早的病源。后来经济上的负担，工作的劳累，书稿完成以后精神上的压力等等，都可能是
最终致病的因素。
延安整风的书稿出版以后，高华获得很大的学术声誉，他比过去忙碌了，经常去海内外各
处开会讲学。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有一些是学术界的，也有一些不是学术界的，其中也
接触了一些中共元老的子弟家属。广泛的交流和对话，更使他扩大眼界，进一步反省和提
炼自己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理解。如果不是患病，他再把新的交往和资料消化，渐渐沉淀下
来，一定又会有分量很重的研究成果出来。香港中文大学计划出版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其中1969—1971年卷本来是由高华撰写，他对林彪事件有长期的关注和思考，如
果写成出版，一定对这一段迷雾重重的历史，有新的剖析和梳理。可惜身体情况迫使他不
得不终止写作。这只是一项研究，如果假高华以时日，他不知会有多少重头的研究成果出
来。即使在患病期间，高华仍然坚持写一些论文和评论文章，看他最后几年写的东西，思
想愈加深沉，文笔愈加客观、老到。高华真的是到了一个学者最成熟的时候，却不幸一病
不起，再无提笔的机会，伤如何之！
追悼会上，看着安安静静躺在花丛中的高华，不仅悲从中来。高华去世这些天我一直引导
自己这样想：高华虽然年寿不长， 但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不在长短，在质量。高华写出了极
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影响了很多人对历史和社会的看法，他的生命已经质量很高了，应该
无所遗憾。可是看着安睡的高华，我总忍不住想起年轻时候在研究生宿舍里他敲门而入，
大家合上书聚拢闲聊的时候；想起在他小书房里低低地放着音乐，闲谈各种问题的时候；
想起他晚上散步思考问题，一只猫安静地跟在脚边……那个生动的有趣的高华再也没有了
，这是任何功业也无法抵消的沉痛哀伤！
高华辞世已有半月，内心一直沉郁难解。本来准备过一阵等心情平静再写纪念文章。高华
夫人告知香港中文大学要出纪念文集，嘱我撰文，敢不从命！谨以此简短回忆，献于亡友
灵前。
愿高华安息！
颜世安 2012年1月12日于南京
本文收录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史家高华》一书，原题为《君子坦荡荡》
文发表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学生刊物《紫藤学刊》2012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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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http://bbs.nju.edu.cn [FROM: 180.111.136.35][+reset]
※ 修改:．cruelduke 於 Dec 25 20:42:53 2012 修改本文．[FROM: 180.111.13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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