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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天津师大女生携乙肝受孤立烧炭自杀
发信站: 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Thu Apr 30 09:59:4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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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昕怡 女，福建福鼎人，天津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大一学生，2015年4月10日，她在学
校单间宿舍烧炭自杀。在学校的一次义务献血之后，2014年12月6日，她被查出大三阳，系
乙肝病毒携带者；今年3月7日，被安排进单独的学生宿舍居住。
4月10日那天，吴昕怡没有去上一早的英语课。
如同大学校园里一次正常的逃课，没人在意。
在单独的宿舍里，她用一盆炭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她独居的第34天。
意外被查出的“乙肝病毒”，给她带来了灾难。
最后的时日，她一个人起床，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上下课。
母亲陈小玲想过挽救女儿生命的各种可能性。
假设女儿的性格不那么脆弱、敏感；假设她没有住进单间宿舍；假设在她烧炭的那一刻，
辅导员老师能听从陈小玲的急迫嘱托，去宿舍看一眼……
可现实中没有假设。
宿舍的炭火和遗书
陈小玲坐立不安，女儿的电话打不通了。
4月10日下午4点左右，她给学院辅导员吴思打电话，拜托她去女儿吴昕怡的宿舍看看。
10分钟后，吴老师回复陈小玲“昕怡在图书馆”。
陈小玲还是不放心，在网上找最早一班到天津的车票。母女连心，她感觉“昕怡越来越不
对劲。”
那段时间，昕怡和母亲说得最多的就是“累，心累”。
陈小玲说要去天津看她，她一开始很高兴，转而又说“别来了，算我求你。”
直到4月10日中午，女儿的话开始让陈小玲看不懂。
“mom（妈妈）是个坚强的人，所以无论有什么也要坚强。”
“你照顾好自己。”
陈小玲有不好的预感，女儿像在和她交代什么。
当晚6点多，她发给女儿的微信再没有收到回复。
李晓最先发现了事态严重。那天，她是第一个去敲吴昕怡宿舍门的同学。
在警方的询问笔录中她回忆，吴昕怡白天曾发短信，“她让我晚上10点去宿舍找她，她想
和我聊聊。”
发短信、敲门都没回应，晚上11点，李晓和宿管阿姨推开了623宿舍的门，“特别浓的烧纸
的味道”涌来。
19岁的吴昕怡躺在铺上，盖着被子，双手握在腹部，身体已发紫冰凉。地上，半盆炭火正
红。
宿舍楼道里没人闻到烟味儿。民警周永凯在勘察现场时发现，吴昕怡宿舍门的三边缝隙都
贴着透明胶带，而且用了三条毛巾堵住地上的门缝。
“火盆旁有一箱炭，网购的。”周永凯说。快递单上写着“纯苹果炭5.5斤，蜡块两个。”
人们在宿舍里发现了吴昕怡的遗书：“史铁生说：‘死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尽管深有
感触，可是我觉得人生好长，看不到终点。”
远在福建老家的陈小玲，等到的是最坏的结果。
“大三阳”带来的恐惧
最近，陈小玲闭上眼就能看见女儿的笑。
她想起女儿接到天津师大录取通知书时的情景：“眼睛瞪得大大的，一下跳了起来，扑到
我身上，胖嘟嘟的脸贴到了我的脸。”
“妈妈，你知道那是多牛逼的学校吗？”高考556分，是吴昕怡高三发挥最好的一次。
在陈小玲眼里，女儿温顺乖巧，热心肠，喜欢搞怪，她曾把母亲的头像找来，配着《小苹
果》的音乐做成动画。但在外人面前，女儿却不太擅长表达自己的想法。
吴昕怡喜欢在网络上“冒泡儿”，贴吧里，她取名叫“苏格兰_奶牛”，并描述自己的性格
“粗犷、活泼、急躁”。
在校园里，新生吴昕怡没有给老师、同学留下太多印象。几位同学评价她：爱听苏打绿的
歌，喜欢读书，总和同学去图书馆。
在一次义务献血之后，吴昕怡发生了变化。
去年11月底，学校组织大一新生义务献血，吴昕怡没有通过献血屋的筛查。到医院检查，
她被确诊为大三阳，乙肝病毒携带者。
第一反应是害怕，她甚至以为“大三阳”是绝症。“妈妈，会不会没得治？”电话里，陈
小玲听出女儿的声音在发抖。
让陈小玲担忧的是，女儿的室友也知道了检查结果。
她埋怨女儿不该告诉室友，“大家疏远你怎么办？”
陈小玲的担心很快在女儿的回应中得到应验，“室友不敢碰我的衣架，我的手机放在别人
桌上，大家会把她们的东西赶快收走。”
高超是吴昕怡高中的同桌、最好的朋友。她鼓励昕怡多和同学沟通，告诉大家乙肝病毒携
带者没那么可怕。
吴昕怡对高超说，她努力过，但有室友用短信回复她：“我们知道，但还是很害怕”。
同学张晴和吴昕怡住同一个楼层，她听说，上学期，吴昕怡的一名室友总到别的宿舍住，
还悄悄告诉别人她得了乙肝。
陈小玲建议女儿请假回家，调整一下身体和情绪。
吴昕怡没有参加期末考试，提前回了老家。
争议中的“说明书”
休养中的吴昕怡按医生的嘱咐早睡早起，“她希望能好起来去学校。”陈小玲说。
开学前，原本平静的吴昕怡又紧张起来。一天晚上她突然问母亲，“学校那边怎么办，我
怕没有同学会愿意和我在一起学习。”
临近开学，吴昕怡接到学院通知，要复查。
3月初，陈小玲带女儿去医院复查，检验报告显示，乙肝病毒DNA下降了2个值。吴昕怡兴奋
地把检验报告当成绩单一样递给母亲，“妈妈，没想到我的病毒量下降这么快。”
身体的好转没能让吴昕怡顺利返校。
陈小玲回忆，学院的领导在电话里跟她说，得开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不影响正常上学”
的证明。
“这个证明没法开。”林必定对学校的要求感到奇怪，这位福鼎市医院传染科主任回忆，
吴昕怡曾找她请求开证明，“这不需要证明，2007年、2010年卫生部都发过文件，不得拒
绝乙肝病毒携带者入职、入学。”
林必定介绍，从复查结果看，吴昕怡仍处于乙肝病毒携带阶段，还没发展到肝炎。“携带
者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不需要特别治疗。病毒携带期要让病毒和抗体在体内‘打仗’，
如果保养得好，病毒量降到标准数值以下，也有脱离病毒携带者身份的可能。”
没有“证明”。陈小玲说，学院党委副书记马强告诉她，学院按先例，提出让吴昕怡休学
半年，和新一级学生入学重读。
“凭什么？学校没有权利这样做，我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不能白白耽误一年时间。”吴昕
怡拒绝休学。
陈小玲的说法是：学院领导告诉她，如果孩子坚持要来，学校只能给她调单间宿舍。“还
让写一个书面材料，说明她是自愿住单间的。”陈小玲说。
4月20日，这份抬头是“父母说明书”的复印件中显示，“吴昕怡同学在接下来的大学生活
将单独居住，本人自愿承担一切关于‘由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身份’而产生的身体及精神问
题的后果。”说明书的末尾用括弧补充，“在单独居住期间产生的身体及精神的后果自愿
承担”。
陈小玲记得，3月5日，在说明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后，她把笔一摔，“我们这是在学院‘不
想休学就得住单间’的压力下才写的。”
马强不认为这份“父母说明书”带有强迫性。
4月20日，新京报记者以死者家属身份，陪同陈小玲来到学院。学院党委副书记马强说，住
单间“是学生和家长自己的决定。”
马强不认为她遭到同学排斥，他说，吴昕怡检查出大三阳后，学院曾向她的室友们普及常
识。“学生们都很理解，但大家反映，吴昕怡开始疏远她们，在宿舍里大喊‘我的血很脏
’，和大家交流也改成用短信。”马强说。
天津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张莉证实了马强的说法，“住单间（宿舍）是学生本人
和家长向学院申请的。”
张莉说，学校宿舍资源紧张，“从宿舍设置上就没有单间这一说”，但考虑学生和家长的
要求，学院多方调整才给她安排了一个房间。
“当时还有学生劝她别单独住。”张莉说，从该生住单间的必要性、宿舍资源和安全上考
虑，学院也不建议单住。但由于学生一再坚持，学院考虑“学生申请不能空口无凭”，申
请性质的说明书也是在履行程序上要求她写的。
张莉表示，对于乙肝病毒携带者，学校在学习生活上和其他学生没任何差别对待。
对于学院建议吴昕怡“休学或跟下年级学生重新入学”，张莉称，这要根据学生的身体状
况，如果学生在某种疾病的发病期，肯定会建议他休学、回家治病休息，“我们也要对其
他学生负责。”
只有玩具熊陪伴的“单间”
吴昕怡住进了单间，623号房。和原来的宿舍门对门，只隔了一条走廊。
那间宿舍靠近楼梯口，原本备用为学生的自习室，里面堆满了别人暂放的东西。宿舍仍然
摆着4张床，三张空着，她睡在靠窗的一张。
临上学前，陈小玲为女儿准备了单独的餐具，“免得同学说，咱们尽量自觉点。” 在陈小
玲看来，女儿被“隔离”了。吴昕怡开始还安慰母亲：“一个人住一间不错啊，有单独的
阳台，空间也大。”
多位同学说，班上“大多数同学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很多人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住单间
，同学刘畅问她，得到的答案是“我喜欢一个人住。”
同学张晴觉得，独居让吴昕怡变得敏感，有次聊天，吴昕怡突然问，“我是不是很烦人？
”张晴赶忙说“不会”。
这让好友高超觉得可怕，“她绝不是个独来独往的人。”高超的记忆里，吴昕怡是喜欢和
同学一起爬山、看电影，扎在同学堆里说笑的姑娘。
起初，吴昕怡用读书去适应独居的生活。3月12日，她在朋友圈写道：每天要在必要时间关
机去图书馆，“沉潜是为了更好的崛起。”
她曾试图在同学们的印象中“崛起”。
3月20日，班里改选。讲台上，一名班委突然落泪，说班级工作不好做。
同学张晴记得，这时吴昕怡上台，说她愿意试试宣传委员，“她视频做得很好，当时，很
多同学投了她的票。”
结果是落选了，但张晴并没看出吴昕怡有多失落。
让同学们注意到的是，除了上课和集体活动，吴昕怡总是一个人。整个下半个学期，她都
独来独往。
3月17日是高兴的一天，她发朋友圈“再也不是一个人了。”照片里，一个大毛绒熊玩具靠
在书桌上，那是朋友从甘肃寄来的。
她发给妈妈的照片里，戴着耳机，比了个剪刀手，蘑菇头下的面庞没有笑容。
“你有没有从我的自拍里看出我的孤独？”她问妈妈。
最后一次挽救的机会
听了这话，陈小玲心酸。
刚离开自己身边，女儿就在一个大城市里变得沉郁、孤独。而这个女孩，并不是她亲生女
儿。
陈小玲觉得是缘分让她和女儿相遇。生完儿子后，要个女孩一直是她全家的梦想。考虑计
划生育，她没有再生。
30岁那年，在邻村见到了6个月大的吴昕怡。朋友家超生的老三，被陈小玲抱回了家，当宝
贝一样养大。
吴昕怡读初中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生母陈花妹和她感情很好，“她也喊我妈妈，我告诉她可以叫我名字，毕竟没养她，很愧
疚。”和陈花妹聊微信时，昕怡总会撒娇地喊她“麻麻”。
“我有两个爸爸妈妈疼我，爱都是双倍的。”吴昕怡告诉姐姐，她觉得很幸福。
幸福止步在19岁这年。
陈小玲想起女儿生前的心愿：想考研，想“一点点把头发留长，告诉自己可以改变，也给
身边人一个惊喜。”
她回想最后一次能挽救女儿的机会。
女儿死后，陈小玲在孩子的手机里发现了两张她在宿舍烧炭的照片。照片从床上俯拍。一
张炭火刚燃，另一张炭火正旺。
照片拍摄时间先后为4月10日15时58分、16时30分。陈小玲的通话记录显示，15时55分，她
给辅导员吴老师打了第一个电话，拜托吴去女儿宿舍看看。
辅导员吴思没有去吴昕怡的宿舍。她对陈小玲解释，“学生说在图书馆，老师也不好打扰
。”
吴老师说，事发前，她完全没看出吴昕怡有任何异常。
“一件事情发生了，它的诱因很多，很复杂，想要探清她的内心世界，太难了。”学院党
委副书记马强劝慰陈小玲，“如果能早点发现，谁都不会冷漠地去处理这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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